■ 廖 柳

在浩瀚的华夏大地上，有无数山川河流，它们或壮丽巍峨，或温婉细腻，各自承载着千年的故事与传说。而在这众多名山大川之中，庐山，犹如一位超脱尘世的隐士，静静地伫立于赣北的怀抱，以独有的风姿，吸引着无数文人墨客前来探寻其深邃的意境与奥秘。

自古以来，便有无数文人雅士选择在庐山隐居，他们或避世修行，或寄情山水，以诗酒为伴，以笔墨抒怀。在庐山的怀抱中，他们与天地对话，与古人交流，不断拓展着自己思维的边界。

庐山隐风的盛衰，随时而变，正是中国隐士“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具体表现。晋宋之间的隐风初兴、明清之际的回光返照，无不与当时政治气候的变化及隐居者不合作的政治态度相联系。庐山隐士人数较多，从“浔阳三隐”到“翟氏四隐”，再到“髻山七隐”。

41岁的彭泽县令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毅然挂冠而去，在庐山西南的柴桑故里，过了20多年躬耕垄亩、诗酒自娱的隐居生活，创作了一大批歌颂劳动、反映自然、清新质朴的田园诗篇，被后人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的归隐，为生逢乱世不愿在宦海沉浮的文人指出了一条逃避现实、洁身远祸的道路。

周续之是精通儒家经典的学者，东晋末年与陶渊明、刘遗民同隐于庐山，史称“浔阳三隐”。陶渊明非常敬佩周续之的学识，善意地劝这些曾积极参与政治的文人，与他一同像许由般栖隐于箕山之下、颍水之滨。

在庐山翟家垅，有柴桑人翟汤、翟庄、翟矫和翟法赐祖孙四代，先后在此隐居，称为“翟氏四隐”。当时江州地区寇害频繁，由于翟汤“笃行纯孝，不屑世事”，盗贼不忍侵犯，乡人赖以安之。翟家四世的隐居，脱离尘世，超然物外，类似“苦行僧”式的修炼方式。

到了唐代，白居易被贬江州的第二年，便选择了香炉峰北、遗爱寺南的一片幽静地方，建起了一座“三门两柱，二室四牖”的草堂，于次年春搬进去居住，开始了隐居生活。州府有公事，要太守派人来催请，才肯回去。他在庐山草堂断断续续隐居了两年，直到元和十三年奉诏赴任忠州刺史，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古人认为，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史学家把白居易这种隐居方式称之为“中隐”。白居易有一篇题为《中隐》的诗：“大隐住城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稳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白居易说大隐在朝堂，小隐在山林。可是世外桃源比较寂寞，朝廷里又过分喧嚣，不如就在做官的当中隐居。当然，白居易也几乎做到了这一点。

庐山另一位“云鹤式”隐士名叫易顺鼎，清光绪丁丑年间举人。他在30岁那年以同知候补河南未果，终不得志旋入庐山筑草堂于三峡涧上，发誓终身不仕。他在庐山隐居期间取笔名“哭庵”，著有《庐山诗录》和《四魂集》。

庐山隐士，是庐山的文化，是庐山的魂。庐山隐士的出现，是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是对埋没人才的封建制度的有力控诉。隐士的内心并不孤独，因为有山为伴，有水为邻，有风为友，有月为灯。一代又一代的隐士，身居庐山，或读书，或教书，或行医，他们之间，交往唱和，赋诗撰文，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们在庐山这片山林间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宿，也找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