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社教”经历

■ 陈新代

参加过当年九江地区“社教”工作的人员可能数以千计，至今还保留有《“社教”工作队队员守则》的则不多。我留存了一份“社教”守则，都是工作队队员必须遵守的规则事项。

当年参加工作不久，为了加强锻炼，组织上安排我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期在武宁县斜滩公社，第二期分配在永修“社教”工作团淳湖工作队永光工作组，地委副书记王树枫任团长，团地委书记胡满珍任队长，后来的市委副书记郑志堂任组长，永光工作组有组员15名，我是最年轻的。

淳湖是紧邻修河的一个公社，永光则是距淳湖公社所在地东北27华里远的一个大队，大队下辖有造头村、饶村、张陈村等四个自然村，主要作物为棉花、油菜等。当时的“社教”队员每人都发了一份《队员守则》，我们都是按上面的要求，自带被褥、脸盆等日用品，选择贫下中农家庭吃饭或住宿，除工作时间外，也和群众同劳动，打成一片。我在一户戴姓的老乡家吃饭，除按规定给付钱和粮票外，还经常为他家翻过堤坝到修河挑水。我还保留一幅当年的写生画，队员黄祖竟和社员同挑塘泥时中途休息，抓紧时间睡一会。我年轻时随身带着速写本，把他打瞌睡的场面画下来了。他是坐在当地很有特色的一把锹上打瞌睡，和其他地方的锹不同，锹身金属部分较窄，但很长，约比其他地方的锹长一倍。这是适应当地地质特点而形成的劳动工具，因是河滨淤积平原，泥土疏松，用这种锹可省力而起土多。

《队员守则》中除要求队员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求坚定地依靠贫下中农。工作纲领性文件则是“双十条”，来之前和以后，都组织学习和讨论过。

运动展开了两个月，突然接到上级通知，中央又公布了“社教”运动“二十三条”， 要求大家深入学习讨论，领会精神，并传达到所有群众。工作组于是决定召开全大队社员大会，在饶村的仓库前广场举行。1965年2月18日，造头村、张陈村、饶村等四个村子各生产队群众都早早地来到此处集中，有的自带板凳，老太太有的还带着火钵，黑压压地围了一片，听身披外衣的郑志堂组长宣讲“二十三条”。我当时和许多队员一样，并不清楚“二十三条” 和“双十条” 有何深层次的区别。到后来经过“文革”，知道“双十条”是桃园经验的产物，和“二十三条” 有着路线之争。“社教”队员尚有许多弄不清楚，社员群众更是一头雾水。当时限于条件，工作组没有照相机，笔者站在人群外面，用钢笔速写记录了这次盛大隆重的宣讲“二十三条” 大会的实况。画面当中饶村仓库是栋木柱隔板的房子，和当地大多数房屋建筑一样，是这里一带的特色建筑。由于临修河，地势较低，虽然沿河道筑有圩堤，过去仍频发水灾。所以当地建房，先要挑土垒起高高的房基，在房基上用木梁柱横竖卯榫相互连成木屋架，再用木板隔墙面。万一破坝大水冲来，先将下面木板拆下，仅剩屋架不易被大水冲倒。斗转星移，近一个甲子过去了，这幅钢笔写生画成为一份历史档案，记录了“社教”运动中的一个历史侧面。

当年永光大队，共有12名群众提了意见的所谓“四不清”干部，1964年12月24日，大队成立了贫协筹委会，部分“四不清”干部在会上作了检讨发言，以后在有关会议上也安排了一些干部作所谓的“下楼”发言。这些问题应该经历时间的考验，最终效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我参与的这期“社教”，自1964年11月4日进村，至1965年4月9日撤离，历时半年。我们和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郑志堂组长为避免分别时的难舍，采取不辞而别的方式离开，他住的饶姓老乡家的小女孩知道后还哭了一场。我搭伙的老乡戴姓，他们知道我们要走了，特意在前一天饭前煮了一碗糯米丸子，还外加两个鸡蛋，让我和他的儿子同吃，他们自己却没吃。我也争着为他们在修河里挑了最后的两担水。而我的这份“社教”经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是我国历次运动中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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