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我们在大中路玩耍（上）

■ 康小洋

在修浔阳路之前，大中路是九江城区唯一的一条贯穿全城的正街。东起八角石，西至铁桥头，沿街两侧商号荟萃。这条路在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是赣省以及鄂赣皖毗邻地区最为繁华的商业街。

20世纪60年代初，我家住大中路应家灯笼铺后面。因为离得近，大中路是我们小伢去得最多的地方，有时玩得要姆妈喊才回家。灯笼铺所在的都天巷至四码头这百十米的街面，是我们的主阵地。这里有百货店、伞铺、副食店、布店、中药铺、水果店、冰厂、文具店、白铁铺、粮站等店铺。光亮的“洋泥”路面、栽有法国梧桐的人行道，都留下我们撒欢的足迹。

一群四五岁的孩子上街玩什么呢？有时纯粹就是无聊，走着玩着就游到街上。有时，某小伢带来了“消息”，于是大伙呼啦啦跑上街查看。发现“消息”不实，免不了又是一番质问、一番争吵。来到街上，我们大多是在街边瞎溜达，或到白铁铺看师傅换壶底，或到水果店看大光头飞快地削烂梨，或到布店听利落悦耳的撕布声，或到妇儿商店看柜台里的新玩具。走累了，就坐在光溜溜的石阶上看看行人，看看一闪而过的脚踏车。若是有汽车驶过，大家都会跳起来指指点点，为谁最先看到汽车争论不休。

当然，我们最开心的是手里攥着钱的时候。那时，五分钱算是“巨款”，可买到一根糯米雪糕、五粒水果糖或一个八方瓜。四分钱可买到一根绿豆冰棒或一个小梨瓜。三分钱，可买到一根白糖冰棒或一小竹筒的毛栗。就是一分钱，也可买到三粒我们称为“弹子糖”的彩色小糖丸。有次，我在家地板缝里捡到一分钱，打算独享三粒“弹子糖”，我没邀小伢们同去。在此之前，我从没独自走过又长又窄又暗的应家巷。不巧得很，那会儿没有其他过路人，巷子里漆黑一团，空阒无声。我胆怯地朝前挪动着双腿，心蹦得越来越快，脸也越发滚烫，生怕鬼怪从后面一把将我掠走。好在吃的欲望足够强大，竟一直撑到我看见街上的亮光。小伢们在街上“分享”食物的时候也有。一起玩的时候，我们偶尔会在路边街角捡到几分钱，或偶尔用破铜烂铁换来的钱，不管买到多少零食，同去的都能分到一杯羹。

那年月，小伢们花钱的机会是少之又少，在大中路，寻新奇看热闹找好玩的去处是我们的日常。有阵子，我与玩伴黑皮和强强都很喜欢方家中药店里那对厚重的雕花太师椅。有时，三人能在两椅子上折腾一上午。方家中药店在灯笼铺西侧，中间隔有七八家商铺。为抢占先机，一出灯笼铺，我们三人就开始跑。其实，太师椅足够宽大，一把椅子坐俩小伢绰绰有余，但独占可能是人的本性。我不仅喜欢坐这对嵌有螺钿古色古香的太师椅，也喜欢中药店的环境。玩伴对太师椅的“热情”消退后，我仍常到宽敞整洁的店里来溜达。有时，我会倚着通向内屋的侧门，看师傅们在小天井里切药碾药。有时我就四仰八叉地坐在太师椅上，静静地看药师们持着戥子，熟练地抓药、称药、包药。若店里清闲无事，我就会默数对面整墙装药的小抽屉或张望街上往来的行人。药师使用黄铜捣药钵的“哐哐”声，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及至晚年，每每想起大中路，想起童年在这条路上玩耍时的情景，我的耳边总会响起亲切又熟悉的“哐哐”声。

店主方掌柜和店员们善良宽厚，从不干涉我们进出，更没轰赶我们。我们闹得实在是太吵，他们也只是好言好语地提醒一下。对面的水果店就完全不一样了。常在店门口打理的那个中年人态度非常恶劣。他顶着光头，有一张红光满面的大脸盘子，短腿粗腰，很像游行队伍里的大头娃娃。他有手绝活，水果削得飞快，眨个眼，一个梨子或一个苹果的皮就被他甩到藤筐里了。我们屡次被呵斥被轰赶，仍抑不住好奇看他削水果。可无一例外，每次都被他以挡手碍脚而驱赶。

过了水果行，就是南北向的庾亮路。人们习惯称十字路口这块为四码头，这里是仅次于西门口的热闹之地。西南转角是家饮食店，卖早点的那位头发稀疏的师傅年纪与大光头差不多，待人却十分和善，不论我们小伢是买还是围观，从不多话，一心忙着卖他的馒头包子。偶尔，爹爹会给我钱买早点。拿着钱，我大多是奔向这家饮食店。除了爱吃这家的肉包子，也觉得在这大叔手上买东西很有趣。他眼疾手快，嘴还随着动作唱念着：“呃，肉包子两个，收你一角粮票二两，找你一分，呃，包子拿好。”被人这样客气尊重地对待，是件很开心的事。

稍大了点，姆妈会差我到大中路打酱油或买些针线扣子。打酱油是个美差，我从不耽搁。酱油一角八一斤，姆妈通常给我两角，找回的两分，姆妈大多会默认我放进自己的荷包。帮姆妈买针头线脑也是我乐意的。卖针线的小洋货店在四码头东南转角布店隔壁。我喜欢看这店里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扣子。贝壳做的扣子不仅自带七彩光泽，彩光还会随着移动而变幻。这家洋货店不大，可顾客蛮多。店里的针线、顶针、别针、夹子、蛤蜊油、雪花膏、松紧带及扣子等小物件，全敞开放在矮矮的货柜上，方便顾客挑选。

出应家灯笼铺左拐第三家是个文具店，店堂有一半卖眼镜兼修钢笔和手电筒。店面不大，顾客也不多，显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文具柜台的店员是我家熟人，我称她王伯母。王伯母中等身材，面皮细白，娴静少言。每次看见我，她都会微微一笑，从不计较我是否先叫了“王伯母”。听家里大人说，王伯母丈夫与爹爹是打小的朋友，算是通家之谊。王伯伯后来去西北做了官，很少回家。此后，我们与她家来往便少了。我生来怯于见外人，与半生不熟的人接触更觉尴尬。但端庄典雅的王伯母是个例外。她轻言细语，平淡中透着真诚，让我感觉轻松温馨。

另一边修钢笔配眼镜的师傅也是我家熟人，我叫他舅公。据说舅公与我们无血缘关系，为什么这样叫，原因我已经想不起来了。舅公高高大大，国字脸，浓眉毛，络腮胡总是刮得干干净净，怎么看都像是英气逼人的干部，与他整日伏在小桌上摆弄眼镜、钢笔、电筒的模样很不相称。舅公不仅外形俊朗，待人也和蔼客气。我每次来修钢笔或有疑问，他都赶紧丢下手里的活儿招呼我。我时常想，一个人是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和熏陶，对一小伢都能以这样平等尊重的姿态来对待。有一年，王伯伯回九江过春节，爹爹亲自弄了几样下酒菜，请王伯伯和舅公来家小酌。三位老友在酒桌上忆往论今相谈甚欢。倚在门边的我听得津津有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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