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阳森林

那是一段难忘的青春，那是一段特殊的岁月。随着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1968年，一场全国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开始了。

一

按照要求，由在职干部带领初中、高中应届毕业生，到农村各个知青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放的消息在班里传开了，然后学校工宣队动员同学们报名。我当时就读于星子中学68届的初三毕业班，属于下放对象。

10月13日，县里在点将台广场举行欢送第一批“五七大军”上山下乡大会。会场红旗飘扬，人山人海。群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我们胸前戴着大红花站在台上，内心升起一股自豪感。这隆重的场面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县里安排了两辆敞篷大货车，将我们分别送往隘口、苏家垱、泽泉三个知青点。家长们都前来送行，父亲长年卧病在床不能来到现场，小脚的母亲蹒跚着赶过来。临别时车辆发动，看着父母们含泪挥手相送，同学们不禁泪眼模糊。

我分配到隘口公社星星大队涂家畈，全称为“星子县五七大军第一连第一排”。“五七大军”是江西知青的专用名词，实行“准军事化”组织建制，以部队编制命名。公社称为“连”，大队称为“排”。其他的人分配到红旗、为民、大路湾等大队。社员们敲锣打鼓，墙上贴了醒目的欢迎标语。公社干部和社员们热情地上前迎接，带我们去安顿住宿。映入眼帘的是三间土巴房，公社干部介绍，知青安置房是没收来的地主富农家房子，属于条件比较好的。社员们已经做好了中饭，我第一次吃上了大锅饭。接下来的日子，由下放干部或者是体质差的知青负责做饭。刚开始的菜是由生产队供应，慢慢地吃上了自己种的菜，自给自足，颇有成就感。每次吃饭前例行仪式，称为“早敬晚祝”。列队站好，集体面向毛主席像宣读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开饭。

农村新生活、集体生活，所有一切充满着新鲜感。

二

报到第二天就下地开工，我们的任务是撒脚粪。牛圈地上铺的草秆，掺和着牛粪便，这些是农田地的肥料，称为脚粪。先把脚粪整成堆，然后肩挑到地里，均匀地撒到地里头。没有劳动工具和劳保手套，直接用手抓起脚粪往地里撒开，着实很别扭。每天早上四点多，出工的哨声就响起来。天亮后早收工，吃早饭，稍作休息后又接着上工。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过了十多天，新鲜感消失殆尽。大家都浑身酸痛，手上也磨起了泡，收工回来也懒得洗脸，直接倒在床上动弹不得。接下来的劳动强度越来越大，伐木、修路、修水库，对于刚刚跨出校门的我们来说，每一项都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从观口村爬到雷山垅上去伐树，再扛下山给队里建猪圈。雷山垅是庐山的半山腰，山高路陡，爬到山上已经筋疲力尽了，但真正的任务还没开始。几个人拎着柴刀，抡起斧头，好不容易伐倒树木，费劲地把树木拖到坡上，刨去树梢和枝丫。荆棘密密丛生，脸上、手臂上划出道道伤痕。伐好树木后，还得靠人力一根根扛下山。

冬季农闲，公社把“五七大军”和社员们召集起来，从村里步行几十里到达谷里垅修水库。每天连续24小时轮班干，除了吃喝拉撒外基本上没有休息时间。每人每天至少要担40担土，多达60担。那段时间天气大多是毛毛雨，斜面的路基就更加泥泞，穿球鞋走得直打滑，摔倒是在所难免的事。湿湿的泥土粘在兜篮外沿已经很重了，还要再往里添泥土，这一担下来好几十斤。刚开始大家还能坚持，因为抽调来的大多是壮劳力，人多干劲足，场面确实壮观，振奋人心。可是慢慢就有人吃不消了，知青们都互相照顾，互相鼓励。持续的高强度劳动令人疲惫不堪，我借上厕所的机会，放下担子靠着墙根休息一下。由于太疲劳，稳不住身子，我刚合上眼皮，就“扑通”一声倒在地上，迷迷糊糊地爬起来走到塘边，将满身的污泥稍微擦洗一下，又回到场地，强打精神继续担土，汇入挑土夜战的队伍里。

晚上收工后，摸着被压得又红又肿的肩膀，换下又湿又冷的鞋，冻裂的脚上伤口渗出点点血迹，心里忍不住叫苦。大家聊起家的话题，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稍年长的排长白贻良是高中应届毕业生，他见状上前安慰，拧条热毛巾递给我擦脸。不善言语的他没说话，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背，默默地坐在旁边陪着，传递着大哥哥的温暖。白排长常常是自己多干点，尽量减少小同学的劳动量。

后来想家的时候，我就空闲时翻过灰山去马回岭看望读共大的大哥。一路山高路险，人烟稀少，被惊吓的野鸡扑腾着飞起来，时常还会有猛兽出没。我当时见哥哥心切也没去多想，现在想来倒是后怕。

社员们也很心疼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们，在生活上时常给予关心。尤其是生产队的涂队长，经常来嘘寒问暖，表扬我们踏实苦干、能吃苦，鼓励我们克服暂时的困难，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在农村落户生根。

涂队长、白排长是一个缩影，还有很多社员、下放干部们在那艰苦的日子里，就像冬日的暖阳温暖着大家，成为我们下放生活中的温暖记忆。

三

上山下乡的生活有苦也有甜，知青们慢慢地也适应了乡下的生活，与老乡们也熟悉起来了。收工后去老农家坐坐，聊聊天，吹吹笛子；老乡们还把竹床让给大家乘凉……电影队有时会到附近各村放电影，队里都会提前通知大家。记得有次下午是种菜地，在距离村庄最远的地里。我们人在地里干着活，心早就飞了。刚收工，便扛着锄头、铁锹，在地头匆忙穿上鞋子，匆忙吃完晚饭，结伙向隔壁村庄方向奔跑。下放前，那时在县里看电影要花钱买票的，没钱的我们只能是爬到窗口上偷看电影，或者趁着散场前几分钟没人值守溜进电影院。下放到农村后，却看了不少免费电影。

农闲时，我们就是骑在牛背上的放牛娃，摘摘野果，爬爬山，等牛吃饱后又骑上牛背回来。夏季农忙双抢，村里老师没时间教书带学生，生产队就安排我和其他知青做代课老师。从学生到知青，从知青到代课老师，角色的转换也别有乐趣。

到了年底，我们响应知青与贫下中农在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的号召。腊月廿九，我与另外两名同学请假回了趟家。谁知第二天下起了大雪，无奈我们顶着风雪，踩着厚厚的积雪步行3个多小时，终于赶回隘口知青点过除夕。程际荣连长在路边看到我们，心疼地说道：“崽俚啊（方言：孩子啊），你们还真赶回来了！”

收入是按工分计量的，也是年终分配的重要指标，当时流行的话叫“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知青也是拿工分的，根据各小队年终总收入扣除费用，计算工价。生产队根据犁地、耙地、体力、农技能力等指标综合考评记工分。我一天工分是四分五，年终决算拿到了八十多元钱，心里甭提多高兴了，这是一年的劳动成果啊！

原本以为在农村是要扎根，没想到还有返城的政策。当时国家提出，为实现农村四个现代化培养“四化人员”。组织上推荐我为培训对象，在秀峰学习班培训了一周。我当时还以为培训后还需要回农村，没想到直接分配到县里工作，成为众多知青中的幸运儿。随后几年，知青们也陆续返城了。

全国第一批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随着新农村建设，星星大队的面貌已是焕然一新，今非昔比。然而记忆最深处的还是当年插队时的点点滴滴，成为我人生中一段不寻常且宝贵的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