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籍大唐宰相舒元舆

■ 老 石

历史上曾出了一个昙花一现的宰相叫舒元舆，他只做了57天的宰相，时间虽短，但却策划了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甘露除宦，只可惜这个事件也像他在历史上的表演一样昙花一现，最终演变成“甘露之变”，整个事件以失败而告终。

据《旧唐书》载，舒元舆为江州浔阳（今江西九江）人。唐宪宗元和八年（813），舒元舆中进士，跻身仕途时并没有什么显赫，只是在士大夫阶层里传言其“文辞才气足堪称述”。其政治生涯的主要活动，均发生在唐文宗大和年间。

唐文宗时已是唐朝后期，大唐皇室的辉煌已经衰落了。到唐文宗李昂当皇帝时，连皇权都已旁落，朝中大权由内宫总头领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所把持。唐文宗非常希望改变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于是需要物色靠得住的朝官与自己联手，铲除宦官集团。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舒元舆便应运而生。

当时在朝为相的是李训，舒元舆是李训的文友，两人在文章辞藻上有所交往。唐文宗通过李训知道并认识了舒元舆，又经自己的观察，觉得舒“品德纯正，为人忠信，且无党朋之累”（即没有拉帮结派之嫌），于是在大和九年（835）擢升舒元舆为御史中丞兼领刑部侍郎，不久又加封为中书门下同平章事。这样舒元舆便正式入相，与李训同为朝中左、右二相。

文宗视李、舒为心腹股肱，便与之密议如何铲除仇士良宦官集团。舒元舆便献策提议，按三个步骤进行：一、宣称禁军驻地左金吾大厅后院石榴树上降有甘露，此乃祥瑞，请万岁前往观赏；二、事先在左金吾大厅设下埋伏，万岁驾临前派仇士良先行探视，待回禀再移驾前往，这是万岁出行的例行程序，仇士良不会产生疑心；三、就在仇士良先行探视时，突起伏兵，诛杀仇士良。文宗觉得这个方法可行，便进行分工，由李训负责布置伏兵和联络外援。李便联络了禁军都尉韩约，由他率兵埋伏在左金吾大厅内；又联络了凤翔节度使郑注，约定起事之日，由他率兵赶往京城策应。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一月壬戌日，是夜，李、舒等人依计而行。可是当仇士良刚进左金吾大厅时，突然一阵大风吹动厅内垂帘，仇隐约看到帘后排有带甲的兵士，便立即退出，命銮驾赶紧回到内宫。接着仇士良便率左、右神策军（此为内廷卫队，唐玄宗时，宦官始干内廷兵机；自唐代宗时，神策军便由宦官典领），剿杀李训、舒元舆、韩约等人，三人全部罹难，此事史称甘露之变。当仇士良剿杀李、舒诸人时，郑注正率军奔赴在前往京城的路上，闻道京城事变，便退回凤翔。后来仇士良听说郑注参与了此事，便杀了郑注全家；文宗首肯了此事，便把文宗看管得更严实了。

在甘露除宦的谋划中，舒元舆以文人气质，从匡正皇室出发，志在除掉宦官专权，本意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审时度势，整个计划只有成功的设计，没有应变的思考与措施，这是导致事件失败的致命伤。另外在除宦集团诸人中，除舒元舆怀有匡正皇室的正义感之外，其他人都是怀有私心。李训想通过除掉宦官势力便于自己全面掌控大权；他在联络韩约、郑注时也只是以事成后给予加官进爵为诱饵，韩、郑等人是冲着这个许诺而参与此事的。一个不以正义为支撑的政治谋划，一开始便掺和了许多的私心邪念，以致形成不了同仇敌忾，这是甘露除宦失败的本质原因。

甘露之变，使李、舒诸人丧身，也给文宗留下了不尽的悲哀，从此，文宗在宫内被宦官势力重重包围，过着近似于囚徒般的生活。据史书记载，自甘露之变，文宗常常怏怏不乐，虽美宴声伎陈杂于前，也是不解愁颜；独自闲处时，总是徘徊眺望，或自言自语，唉声叹气。自此天下事皆由仇士良决断，宰相仅仅只是行文书，过套而已；宦官气焰更加嚣张，胁迫天子，轻视宰相；对待朝士则欺凌侮辱，如同对待草芥一般。江西学者周銮书撰《江西籍宰相传》，在舒元舆传中谈到一件事：一次，文宗在御花园里观赏牡丹，联想起舒元舆的《牡丹赋》，竟抚栏而吟，吟着吟着，他想起了舒元舆，想起了甘露之变，想起了囹圄于深宫的自己，不禁潸然泪下。当时翰林学士周墀正在旁边，劝道：“陛下不可伤时伤物，以致伤身啊！”文宗便问周墀，“你看，我比汉献帝如何？”周答：“汉献帝乃亡国之君，陛下怎好作此相比呢？”然文宗却道：“汉献帝虽为亡国之君，但只是受制于军阀豪强；而我却是受制于阉宦家奴啊，我还不如汉献帝呀！”言罢痛哭。此事《资治通鉴》里也有记载，但所言的场合与周銮书所记不同。《通鉴》说文宗是在思政殿里召见周墀，君臣二人发生的一番对话，对话内容与周记基本相同。周撰选择由观牡丹引出《牡丹赋》，由《牡丹赋》引出舒元舆，这样的描摹，文学性较强。传记文学，只要事件是真实的，加一些文学渲染，也未尝不可。《通鉴》比周撰多出的一个情节是，文宗言罢痛哭，周墀伏地流涕；多了这么一个君臣对泪的场面。此事之后只两个月，文宗便驾崩。

历史往往只因一步的得失而延伸出辉煌或悲哀。甘露除宦的失败，留下了许多历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