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喜庐山有“郑笺”

——《庐山记校笺》读后

■ 陆 坤

校书难，笺书更难，既校且笺，其难不啻数倍。因此古人不敢轻言校勘，更不敢擅为笺注，常恐校勘不得其真，笺注不得其旨，而有负于古籍。然书非校不可读，文非笺不可解。古籍版本丛杂，不得不校勘，以正本清源；词意渊深，不得不笺注，以揭示含义。何况世易时移，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改变，传统古籍已不适应当今的阅读需求，重新整理古籍成为一种需要和潮流。其中地域性古籍的整理出版，对于传承地方文脉尤具意义。

近读九江学院副研究馆员滑红彬所撰《庐山记校笺》，深感古籍整理之不易以及文献工作之艰辛。古籍整理乃寂寞之学，用力至深而所获未必明显，因此非甘守寂寞、好学深思者不能为。名家未必能做好，非名家也不一定做不好，关键在于用力的深浅。《庐山记校笺》作为“庐山文献丛书”的第一部，对于庐山文化的挖掘与传播功莫大焉，在校笺上也颇有特色。

一部古籍是否值得校笺，是文献工作者首要思考的问题。在当今的古籍校笺著作中，别集的校笺占据主流，而志书的校笺相对较少，为山志作校笺更是几乎没有。北宋陈舜俞撰《庐山记》五卷，是现存第一部完整的庐山志书，从选题的角度来看，对此书进行校笺，极有价值。

庐山是江西第一名山，山水秀甲天下，人文底蕴厚重。自东晋以来，为庐山撰记者，代不乏人，然其书大都亡佚。陈舜俞有感于庐山文献零落，史实未明，“因取《九江图经》、前人杂录，稽诸本史，或亲至其处，考验铭志，参订耆老，作《庐山记》”。《庐山记》五卷编成后，颇受欢迎，成为旅游庐山的随行之书。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游庐山时就携带此书，且行且读，可见当时影响之大。

然而，宋代以后，《庐山记》零落于浩瀚典籍之中，长期处于沉寂状态，直到罗振玉、吴宗慈等人广搜文献，补辑整理，此书才得以全貌重现于世。鉴于《庐山记》尚无便于利用的整理本问世，校笺者在厘清版本源流的基础上，以日本内阁文库藏宋刊足本《庐山记》五卷为底本，而校以成篑堂文库藏宋刊钞配本《庐山记》五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底本《庐山记》三卷。集诸本之优，出独断之，对《庐山记》进行系统校勘，还原此书的本来面目，在版本上用工极深，创获较多。

大抵注书有必注者，有不必注者。好的注本，当以注者之学合撰者之学，以注者之心通撰者之心。非为炫博，盖有寄托。只有学问与情怀兼备，方能做好笺注之事。庶几笺注与原书相得益彰，然后同传久远。《庐山记》一书内容广博，李常称其“高下广狭，山石水泉，与夫浮屠老子之宫庙，逸人达士之居舍，废兴衰盛，碑刻诗什，莫不毕载”。陈舜俞作记时，很多遗迹已经“湮泐芜没，不可复知”，迄于今日，其遗迹芜没者又不知凡几，为之笺注，其困难可想而知。

校笺者长期从事庐山文化研究，近年来相继出版了《庐山佛教史》《庐山藏书史》《庐山山南二古寺志》《庐山古代游记汇编》《白鹿洞书院文化研究》等著作，拥有丰富的庐山文献资源和整理经验。同时生活在庐山脚下，对庐山有浓厚情怀。常于风晨雨夕，深入庐山考察游览，熟悉山上的文物古迹与掌故典实。故笺注时游刃有余，能以纸上之文献与地上之实物相互印证，论述较为可靠。

陈舜俞《庐山记》卷第五《古碑目篇第七》原来仅记载庐山43篇碑刻的基本信息，未录全文，未免过于简略。因此校笺者从古籍和石刻资料中，辑补了大量的全文资料，弥补了原书只列篇目、不见全文的遗憾。此外附录《宋史》等所载陈舜俞传记九种，以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撰《庐山记》等题跋29种。作者之生平与作品之源流，读者一览即知。校笺所参考的书籍多达210余种，且所列图书大都在笺注中有所体现，并非摆列书目以自增重，颇为难得。

传统的笺注，或揭示典故，或考证史实，或疏解文义。《庐山记校笺》遵循传统注疏规范，采集和汇陈汉魏至宋元间庐山相关文献，或追溯史源，或相互发明，或补充史料。通过增广事实、汇聚异同以比证和梳理相关史实。对于正文及笺注所引文献的讹误，亦进行简要的考证。至于正文中所涉及的人物，也尽量出注，略述生平。整体上呈现出重史实而略字词、考证多而阐释少的特点。例如《庐山记》卷第四《古人留题篇第六》中所录诗歌，属于不必笺注的一类，校笺者仅以“按语”形式，对部分诗歌异文予以说明，无其他枝词碎说，甚为简约。而卷第五《古碑目篇第七》，涉及五代以前人所作碑志凡40余篇，陈舜俞以辞多不载，属于必须笺注的一类，故校笺者考订细致，增补较多。宜详宜略处，处理较为得当。

需要指出的是，校笺者在笺注时，部分引文篇幅未免过长。虽然文献不妨求备，但是笺注似可精简。因为资料性增强的同时，阅读性可能会被削弱。若能对部分引文稍作剪裁，使笺注与原书更加协调，相得益彰，则《庐山记校笺》更不失为今后游览庐山的必备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