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点水人

当我们结束了一天的行程，在一爿小店正准备享用晚餐时，外面忽然刮起了风。不一会儿，雨淅淅沥沥地下起来了，一时间不知从哪里生起了团团浓雾，很快将整个路面笼罩，放眼望去，街上的能见度只有二三十米，二三十米开外形成了壮观的云海，置身其中，仿佛有一种处在天宫的感觉。随着小雨逐渐变大，浓雾慢慢消散，路上的行人脚步匆匆，纷纷躲在屋檐底下避雨……牯岭街上冷清了许多，只有街边的各式小店里的灯火依然明亮闪烁。庐山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当我们吃完饭后，雨停了，这时街上又重新恢复了下雨前的热闹。

到了深夜，骤雨停歇几个小时后，未曾想到一阵狂风暴雨又突然袭来，雨点拍窗、狂风呜咽、电闪雷鸣，宛如台风过境。我躺在床上蜷缩着身子，不敢乱动，生怕被闪电击中，因为相对平地，我们居住在山顶的民宿离天是那么近，每一阵雷声炸响的声音要比山下大多了。我半晌没有入睡，静静地在床上卧听外面的风雨，与平地不同，山中的风大、雨大、雷声大，风雨交加的庐山之夜真是令人提心吊胆。

第二天早上，终于放晴，在朝霞的映照下，被大雨洗过的绿树愈加葱郁青翠，灰墙红瓦的建筑也更加鲜亮。正当我们准备出门之际，天空又来了一个变脸，太阳很快被乌云遮蔽，雨再次从天而降。庐山的风雨真是说来就来，令人猝不及防。尽管天公不作美，我们的行程稍微受到影响，但说起这庐山的风雨，倒也并不那么令人生厌，毋宁说还有几分喜欢的理由。

庐山以凉爽闻名天下，每年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国内外游客上庐山纳凉避暑，据说“牯岭”就来自于英文“cooling（凉爽）”。庐山的凉爽除了海拔高以外，不难推测出这些风雨也功不可没，它们共同成就了庐山作为避暑胜地的金字招牌。我们从7月7日至9日在庐山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吹过风扇，没有开过空调，这样的舒适凉爽，离不开风雨的恩赐。试想一下，倘若没有风雨的偶尔洗礼，庐山上面估计也会热得够呛。

庐山的风雨不仅给了游客们凉爽的体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风雨一旦下了山，自然给鄱阳湖平原上的万顷良田送去了沛雨甘霖。庐山属于“飞来峰”，但是面积却很大，有302平方公里，山脚被一望无垠的鄱阳湖和平原环抱。正是有了庐山的与天相接，常有雨水惠泽的缘故，形成了自古有着“鱼米之乡”美称的鄱阳湖平原，这里的人们靠着天时地利，安居乐业，生活富足。

庐山上的风雨还浸润了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脉，庐山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遗产。“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在司马迁笔下，庐山甫为匡庐天下秀的名山；庐山的风雨飘落在山涧里，成就了李白诗中“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绝景；庐山的风雨和高海拔共同营造出低温环境，使白居易在农历四月仍然得见盛开的桃花；庐山上时常风雨如晦，是否也是苏东坡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由呢？“匡庐山高高几重，山雨山烟浓复浓。”在唐伯虎眼里，似乎对庐山的风雨更加有所钟爱……山麓结庐，晴耕雨读，陶渊明、周敦颐等文坛大咖在此归隐终老；国学大师陈寅恪夫妇也长眠于庐山；白鹿洞书院的读书声、东林寺的诵经声，连同庐山的风雨声一起，在中国文化的殿堂里久久回荡。

从近代开始，庐山上的风雨和政治风向有了关联。1932年6月，蒋介石在庐山开会亲自部署“围剿”；1937年6月和7月，周恩来两次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促使9月国民党发表中共宣言和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946年7月至9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曾八上庐山，调停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内战的协议；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风云突变，“反左”变成了“反右”……庐山的“风雨”一段时期成为国内政局的晴雨表，庐山成了一座政治名山。

那天，我们游览完三叠泉后，已经筋疲力尽，之后一起来到了庐山会议旧址，原本想随便参观下回民宿好好休息，结果年迈的父母却兴趣盎然，在庐山会议旧址停留的时间远远超过了预期。他们端详着会议旧址里面摆放的照片、桌椅、茶杯等，时而问起彭德怀的后代，问起毛主席、周总理的往事，从旧址出来还特意叫我给他们与毛主席像合影拍照，先前的劳累被兴奋所代替。对此，我当时觉得挺纳闷，后来慢慢明白了，原来我在历史课本中读过的庐山会议和父母眼里的庐山会议，有可能不是一回事。因为他们就生活在那个年代，自身的经历确确实实与庐山的“风雨”多少有些关系，而我们后辈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感受。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名字在父母的心中的分量，重如庐山，令人敬仰。如今，来到伟人待过的地方，看见伟人使用过的件件物品，他们一定思绪万千、深有感慨吧！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庐山的风景是多元的，欣赏的角度各不相同，因而给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我多次去过庐山，因人、因事、因时不同，每次去的感受都不太一样，这一次陪同父母去庐山，与风雨不期而遇，因此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登临庐山，在庐山上见闻风雨，感受现实、历史、文学里的庐山风雨的各种姿态，虽变幻莫测而又各具特色，一同构成了这次庐山行的难忘回忆。

编辑：左丹

责编：刘芸

审核：朱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