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九江丨(钩沉)一代廉史余应桂

2023-04-24 19:08:00   长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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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廉吏余应桂

■ 陈新代

都昌是历史建筑较多的县,20世纪60年代笔者曾下放春桥乡,那里虽比不上后来声名鹊起的苏山乡鹤舍村等地,但也有她的风采,如有用长条石建成的茅店古桥,虽结构简朴陈旧但仍使用了数百年,有建于清光绪年斑驳的风雨亭,可供行者休憩歇脚遮风避雨,还有不少老民居,但重要的是她是明朝名臣余应桂的家乡。现在到其老家去,一座门楼上题有“司马世家”(准确地说应为少司马)的门额,即可引起人们对历史的思索。

余应桂,号二矶,万历十三年(1585)出生。《明史》上有他的传,许多史书如《明季北略》《烈皇小识》等都有他的记载,清同治《都昌县志》中录存他的文章奏稿有10篇之多,数量为全志之首。到现在他原任职的一些地方仍有人写文章称他是“一代廉吏”。笔者下放的地点就是他的老家原春桥公社官桥大队。当年,余家嘴生产队队长余桂山和我们侃古,说这个地方曾出过一个宰相(后知道实为尚书副职),叫余二矶。余二矶小时候有一次在马矶山放牛,遇大雨不得归,于是就在山上一座小庙的神龛下睡了一夜。时值夏天蚊虫肆虐,他安然归来。他的伙伴很奇怪,试着也在那里睡了一夜,却被蚊子叮得满身是包。老家的故事流传似乎预兆贵人从小就有神灵护佑。年轻时余应桂就学于著名学府白鹿洞书院,他文采很好,在南康府试中秀才,在南昌乡试中举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又在北京会试中进士。所以志书上将他的老家称作“进士湾”,但当地百姓却是叫“余呈湾”,是原官桥大队的驻地。中进士后余应桂跨入官宦行列,先后在浙江武康、福建龙岩、澄海任知县,余应桂在为官任上,清廉耿介,除弊保民,不为子孙置恒产,受到百姓的拥戴和欢迎。如余应桂到龙岩任职后,不辞辛苦,四处察访民情。当发现贪吏猾胥横征暴敛,残虐害民时,立即大刀阔斧地重加清厘,合法的纳入正税,不合法的即以清除,贪污的不但要退赔,而且要加息上缴。当时,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的,有“耗羡”。所谓“耗羡”,就是地方政府在正税之外增加的部分,主要用于各级官吏中饱私囊,而且这种“耗羡”的私派毫无定制,有的借军兴而私加,有的借增饷以擅派,有的因工程修筑而巧立名目,有的借解运税粮而加倍征收。余应桂闻知后,即下令禁止。又如余应桂在海澄为官,离江西都昌老家千里之遥,但他不带家眷,不用仆人,生活自理,日所餐用多食番薯,不去皮。生活如此俭朴的他,却将俸银捐献用于建造海澄军事防御工程,筑铳城,建腰墙,聚民众,利兵器,海寇久攻不能入,民赖以安。清《海澄县志》记:“余公莅任三载,不挈家眷,无仆婢供朝夕,日所餐者多用番薯,曰适口耳,或啖不弃皮,其廉介又不可及矣。”《海澄县志》人物卷将其列入名宦传,称赞他是一个清正廉明、受百姓拥戴的县官。龙岩、海澄两县的百姓,都自发立生祠纪念他。崇祯四年(1631)以后,余应桂又先后升任监察御史、湖广巡按、兵部侍郎、三边总督等职,虽然由小官升大官,由地方进中央,但他遇到的是一个风雨飘摇激烈动荡的年代,又是一个刚愎多疑的崇祯皇帝,所以此后在宦海中是三起三落。第一次余任御史时,两次上疏弹劾内阁首辅周延儒贪腐,当时周正被崇祯帝宠信,结果落了个“贬三序”(降三级)的处分;第二次是余在任湖广巡抚时,参与和造反的张献忠作战,当张献忠失败被困后伪降,他向主帅总督熊文灿指出有诈,但熊力主招抚,和余发生矛盾,借故上疏弹劾他,又遭贬谪。后张献忠果反,熊文灿丧师失地,被崇祯帝杀掉;第三次则是三边总督孙传庭战死,崇祯帝要任兵部侍郎的余应桂去接替。三边总督是陕西、甘肃、山西一带边防的最高军事长官,治所在现陕西定边县。此时已是崇祯十六年(1643)末,大明王朝摇摇欲坠,一个光杆大军区司令,无兵无饷,崇祯皇帝只能派京军千人,拨了御用白银万两,由余应桂带去上任。这是真正的临危受命,他艰难地来到山西。此时,山西境内多数地盘已被李自成占领,余应桂无法到达任所。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他向崇祯帝上报了山西的情况,崇祯帝很不满,在余的奏疏上批曰:“应桂既不入秦,又不防河,何故往来介霍间(即山西的介休与霍州之间)?”将余革职,由陕西巡抚李化熙接任,余返回家乡都昌。但离职后半个多月,形势急转直下,李自成渡黄河,长驱直入,3月18日攻破北京城,崇祯帝在煤山上吊自杀。余应桂可能是崇祯帝撤掉的最后一位封疆大吏,他经历了大明王朝的沦亡。

明亡后,余应桂在都昌忠于明王朝的情怀不变,清顺治五年(1648)正月,原左良玉旧部在江西反清复明,余应桂在都昌响应,纠集了3000余人,占据了都昌县城。清固山额真(满语八旗首领)谭泰率部镇压,11月派兵袭都昌。月中,因城中有内应,城遂破。余应桂自杀未遂,被执送南昌。12月22日在南昌被杀害,享年64岁。儿子余显临也一同遇害。死后,余应桂的亲属将其衣冠埋葬在都昌县城西的万茅山,国史上有传的“髻山七隐”之一的宋之盛为其作碑记。

现在有人研究和宣传这位历史人物,多依据国史、地方志、宗谱等文字资料,但作为正史的《明史》,其记载因隔代修志的原因,有所偏颇,有不符事实的情况发生,如在“余应桂传”条下记载其死因,讳忌说余应桂是因反清复明被清廷镇压所杀害,而说是“京师陷,应桂家居不出,久之,死于难。”和余应桂真正的死因大相径庭。现在和余应桂相关的实物资料少见,当年其家乡余家嘴生产队长余桂山曾和笔者提及土改时,曾在余的老宅发现过一根朝笏,想必是余应桂留下之物,但辗转至今已无踪影。数年前,有友人代我收到一副砖质墓志铭,是在市区西南郊区通畔垅土建时由挖土机挖出。志盖志底齐全,志盖上有“巡按湖广监察御史余应桂拜手书”字样,这是难得见到的余应桂实物资料了。通过对墓志铭的解读,可以从侧面增加对余应桂的了解和研究。如余写墓志铭时,已经是监察御史湖广巡按了,这个职位考察官吏不受干涉可以直达皇帝,官品不算高但权力重。而墓志铭的墓主闵质却是一介布衣,什么官职或功名都没有。且与他非亲非故非同乡,也并非富豪(如闵质家道殷实,墓志铭当用规格较高的石制),是一“清士”。他却能为闵撰书墓志铭,这是因为闵质“赋性明敏,博学广记,纳贤结客,以友天下士为己任”,是余应桂同志向的好友。尽管闵质“生于万历癸卯年(1603)”,而余应桂生于万历十三年(1585),余比闵大18岁,他还是愿意结交这么一位忘年之交。当好友不幸逝世后,他仍能来送好友最后一程。说明余应桂为人轻地位,重交情,有义气。余应桂的博学,从他留下来的文章中已有反映,在墓志铭中还可看到他对风水学也很熟悉,他写道闵墓“葬于本府城北之老鹳塘乙山辛向”,乙山辛向是风水学的术语,表示阴宅在罗盘中坐东向西,水流坤申(右水倒旋左方),为正养局,主家中人丁兴旺,福运绵长。实际上墓主闵质是很不幸的,“生母桂氏久丧,妻王氏亦丧”,自己也英年早逝,只“待年三十三岁”,剩下一个幼子闵琮只有十多岁。他借风水这个角度希望好友的后代能改变此种现状,有个好的变化。此外,余在墓志铭中写道“恐岁月深久,陵谷变迁”,希望见到的人能“幸加掩护,亦足以见仁人君子之用情焉”。说明余应桂性格善良的一面。闵质的墓葬,墓志铭中很清楚地表明是在九江城北(实为东北)的老鹳塘,怎么墓志铭却是在九江城的西南通畔垅出土的呢?该墓后来一定进行了迁葬。通畔垅的西边不远是桂家垅,桂家垅有桂氏村庄,闵质墓的迁葬很可能和他的母亲桂氏家族有关。当然这只是在没有发现其他线索下的一种推测。这副余应桂撰书的墓志铭,可能是这位经历了大明王朝沦亡的历史名人留下的唯一实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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