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新闻学家方汉奇的往事

■ 胡荣彬

2024年11月8日是第25个记者节，我想起了为收集徐宝璜、黄远生的资料，与新闻学家方汉奇教授交流的往事。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方汉奇，是蜚声中外的新闻学教育家和学者。多年来，这位老教授一直跟我保持书信联系，并亲切地为我的作品题词。方汉奇教授寄给我的20多封信件里，凝聚了他大量的学术心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教授曾说，“所有的求助在先生那里都有下文。提携后人是他的习惯。学术之最高境界为‘至善’，是道德文章的高度统一。在方先生这里，我看到了这样的统一，他树立了‘学者标杆’。”

一

20世纪80年代初，我是个集报爱好者。因收集的报纸渐多，我慢慢知晓在中国新闻史上，有两位被载入《辞海》的九江籍人物，他们分别是“中国新闻学的开山祖”徐宝璜和“中国新闻通讯的创始人”黄远生。在中国新闻史上，他们是先驱，是不可遗忘的人物。

徐宝璜（1894～1930），字伯轩，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回国后曾任北京《晨报》的编辑，继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校长室秘书。徐宝璜是中国新闻界的开山鼻祖，他的身上有太多“第一”：第一个在大学讲授新闻学课程的人、第一个参与创办新闻学研究团体的人、第一个出版新闻学专著的人、中国新闻教育界第一位大师。1916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徐宝璜先是在北京的著名报纸《晨报》担任编辑。次年，23岁的徐宝璜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任，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教授英文，并担任校长秘书。1918年，徐宝璜与蔡元培一同成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集体研究新闻学的团体，也是中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起源。研究会创办新闻刊物《新闻周刊》，徐宝璜担任编辑主任，这份刊物采用西方更为通行的横排版式，是中国第一本新闻学刊物。1919年12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发布《〈新闻学〉本日午后出版》，宣布徐宝璜编撰的中国第一部新闻学教材及专著《新闻学》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新闻学专著，涵盖了徐宝璜先生的主要新闻思想。

黄远生则是中国现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记者。出生于江西九江的黄远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进士。黄远生不肯为出仕，最终选择东渡日本，进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学成归来黄远生本不愿踏足官场，但此时清廷施行新政，推行法制，这使内心充满抱负的黄远生看到了希望，于是他以进士兼留学生的双重身份进入邮传部，任员外郎。然而时局不济、民生凋敝、国事弥坚、官场愈发黑暗、人心愈发涣散，黄远生开始清醒，他终究不甘于“以极可爱之青年之光阴，而潦倒于京曹”，于是选择投身新闻界，成为一名职业记者。黄远生的新闻通讯主要作于任《时报》驻京特约记者期间，黄远生共有论说、通讯、时评和杂著四类文章共237篇，其中通讯占有168篇。他为《时报》采写“北京通信”约170余篇，平均每月发表11篇，数量相当可观。黄远生善于分析热点事件，文章见地深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远生的通讯是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从民生疾苦到官场时局，时人读了他的通讯即可了解时局动态，而且不偏不倚，独立自主。黄远生是动荡时代的一个传奇，是中国首位走上新闻职业化道路的人物，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他的新闻理念对今天的新闻事业发展依旧具有借鉴意义。

新闻史研究既是对过去新闻工作的总结，也是对新闻工作经验教训的深入发掘。身为中国新闻史学会的首任会长以及当代中国新闻史学泰斗和集报先驱，方汉奇主持编著了《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和《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两部中国新闻史学巨著，全景式地勾勒出上至唐代，下至现代1200多年间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图画，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国际地位。方汉奇教授也对徐宝璜、黄远生深有研究。

我与方汉奇教授结识纯属偶然。一次，我偶然从1994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北京举行纪念徐宝璜诞辰百年座谈会，立即致信座谈会的主办单位，咨询相关的会议资料。后来，我的信件转到了方汉奇会长手中。他亲切地给我回信，详细答复会议情况，并为我寄赠了会议资料。信中，方汉奇提及徐宝璜墓，但不知详情。我曾收集多种介绍徐宝璜生平的资料，也收集过许多九江名人的史迹、墓葬等方面的资料，均未提及徐宝璜墓的消息。

徐宝璜英年早逝，他的事迹已渐渐被人淡忘。他七岁离开九江，但仍为家乡作出过不少贡献。据悉，身为著名的居京赣人，学界代表，每当本省权益受到损害时，徐宝璜都会和同乡们一起在京城为家乡站台，向政府请愿。

徐宝璜去世后，归葬故土。能找到徐宝璜墓，让全国各地新闻、文化等各界人士悼念、瞻仰，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我写信咨询徐宝璜四子徐厚舜老先生，当时住在南京的徐厚舜先生告诉我，他只知道墓在九江，说不出具体位置。多年前，徐厚舜曾回到九江扫墓，可每次都是由他在九江的表兄蔡报海陪同。我又找到蔡报海的住处，上门询问。年近八十的蔡报海此时卧病在床，只能为我提供徐宝璜墓的大致方位。

为了找到徐宝璜墓，我多次骑自行车到九江市庐山区（现濂溪区）虞家河乡寻找，终于在鲁板村一山林中找到了徐宝璜墓。我仔细研究碑文，陆续找到相关的长者回忆徐宝璜下葬的往事，最终确定该墓确系徐宝璜的墓。

1995年3月30日，我采写的消息《九江发现新闻前辈徐宝璜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北京、上海、南昌、九江等地的10多家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报道。方汉奇教授及相关专家非常关注此事。此后，我多次致信方汉奇教授，与他讨论将徐墓申报为文物保护单位，分析《徐宝璜像赞》原文，为《九江古今名人业绩展览》和《九江古今名人传》题词等事项。方汉奇教授工作十分繁忙，可他每次都认真地给我答复。1995年4月19日寄给我的回信，是他在赴上海讲学的临行前夕赶出来的。1995年10月20日的回信，是他从香港讲学回京后写的。方汉奇教授的关心和热情的鼓励，使我非常感动。

1997年，当我获悉徐宝璜住在台湾的三子徐友陶先生想维修父亲的墓时，便提议以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名义在徐墓前建立徐宝璜纪念碑，并请方汉奇教授撰写碑文。此事虽一波三折，但因有方汉奇教授的鼓舞，最终于1999年初完成。为此，我写的《徐宝璜纪念碑在九江建成》的新闻刊登在1999年4月1日的《中华新闻报》，新闻被北京、上海、台北、南昌、九江等地10多家报刊转载。方汉奇教授为徐宝璜树碑立传一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却在信中给了我很多鼓励：“荣彬同志，寄来的徐宝璜纪念碑及碑文两幅照片均已收到。至此，为徐宝璜树碑立传之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可欣可慰。自95年发现徐墓，至98年为徐先生树碑纪念，你出力最多，贡献最大，可钦可敬、可佩……”

经过进一步探索，我又发现了徐宝璜的墓志铭及徐父、徐母和他妻子的墓，并找到了徐宝璜故居等遗迹。经过我和有关同志的多方努力，九江市政府批准公布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徐宝璜墓名列其中。此时，《九江市志》和《庐山区志》正在编纂，我向编辑提供了徐宝璜的资料。2004年出版的《九江市志》第四册和同年出版的《庐山区志》均记载了徐宝璜的传记以及墓和纪念碑的相关资料，徐宝璜也永远地留在了九江人民的心中。

二

2006年是方汉奇教授八十大寿。2006年2月26日《光明日报》上整版刊载了专访《方汉奇：冷门做出热学问》一文。同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等报纸均报道了《方汉奇从教55周年教学思想研讨会举行》的文章。研讨会上，中国新闻、教育、史学等200余名相关专家高度评价了方汉奇教授的一系列重大学术成就，并作深入细致的研讨。

2008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0周年研讨会召开的新闻。会上，方汉奇教授高度评价徐宝璜为中国新闻史所作的开拓性贡献。会后，方汉奇教授委托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秘书长邓绍根来九江拜谒徐宝璜墓。

同年11月4日，邓绍根来九江，此时正是记者节前夕。当时，徐宝璜墓前水泥路刚竣工。这条路是由徐宝璜孙子徐伯言先生出资新建的。我灵机一动，立即与九江日报社的宋小勇、徐金前等人组织策划，在九江日报社举办了纪念徐宝璜史料展览座谈会。展览会上，展出了徐宝璜的著作、报纸资料及方汉奇教授的信件等一百余件史料。参会人士与邓绍根教授一起拜谒了徐宝璜墓。

《九江日报》刊发了此次活动的系列报道后，我把相关资料寄给了方汉奇教授。方汉奇教授高兴地给我回了信。不久，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了邓绍根编的《徐宝璜新闻学论集》，将此次展览中的徐墓等资料照片编在书中。2016年版《九江市志》的第四册“报纸章”中，也记载了此次徐宝璜史料展览会的事情。2019年6月10日，《九江日报》“创刊70周年特刊”中，也将此次展览会的相关资料录入其中。

2011年10月18日，我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拜访神交已久的方汉奇教授，与他交谈了很多九江籍新闻界、教育界的名人往事，并向他汇报了我对徐宝璜、黄远生的纪念研究情况。我将新出版的《纪念许德珩文集》赠送给方汉奇教授时，与他共同回忆了许德珩先生。其间，方汉奇教授为我题字，并赠送我一套《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这套书有厚厚的三大本，书中有方汉奇教授认真写下的笔记和眉批。

临别时，我拍下了方汉奇教授家里的照片。他的客厅、书房和过道处，摆满了各种新闻类书籍。201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上刊发了许文心拍摄的方汉奇书房的照片。据说方汉奇教授的书房收藏了我国两百年的新闻史。他也是收藏中国新闻史书、报刊最多的人。

2024年8月，为庆祝中国集报活动40周年，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四届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在杭州召开。我怀着激动、期盼的心情参加了会议。会上展示了方汉奇题写书名的文集《集报，我们一直在路上》，里面有一篇彭援军撰写的文章《陪方老逛潘家园》。文章中介绍了2024年6月10日，98岁高龄的方汉奇教授，兴致勃勃地逛北京潘家园收藏市场，观看清代老报纸一事。这次盛会上，多位学者提出关于方汉奇研究的多项议题，如筹建方汉奇研究组织，筹编《方汉奇集报文集》《方汉奇书信集》《庆祝方汉奇百岁大寿文集》及组织相应活动，让全国报友深受鼓舞。

三

多年来，我收藏了很多方汉奇教授及徐宝璜、黄远生的资料。如2001年9月5日《人民政协报》上，由韩辉撰写的《方汉奇：书写新闻史的精彩篇章》一文；2016年1月7日《人民日报》副刊版头条，由陈昌凤撰写的《新闻史家方汉奇，笔走千秋》一文；2018年10月26日《光明日报》上，张慧瑜撰写的《中国新闻学的摇篮》一文。该文主要阐述了徐宝璜首创新闻学的巨大历史贡献；1991年11月8日《光明日报》和11月23日《人民日报》载发了我在九江发现记者黄远生墓的文章；1992年11月1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我撰写的《黄远生家谱中发现朱熹佚文》一文。

2005年11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了我组织举办杰出记者黄远生史料展览的图文报道。这篇报道还引起研究黄远生的专家——甘肃兰州鲁正葳女士的重视，她将展览照片编入《报界奇才黄远生》一书的前页。近年，我应邀参与柴桑区黄远生研究会的创建、《黄远生研究》杂志的创办、黄远生故居的修复、黄远生石雕像的树立等事宜。每次，方汉奇教授都热情地以书信等方式支持、鼓励、指导我。

多年来，我热衷收集跟新闻有关的文物、建筑、墓葬，参观各地的报纸收藏馆。这些内容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不多，只有一些报馆的所在地被大略地提及。于是，我撰写了《从九江发现徐宝璜墓到建议开展全国新闻史迹普查》，从13个方面谈及普查的意义，提供相关方法，介绍九江的个案，其中，也包括方汉奇教授给我的一些书信。2016年11月，此文入选中国新闻史学会主办的“第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学术论坛”，并编入该会文集出版。主办方邀请我到南京师大参会发言，能参加此会，是对我多年集报和考察田野新闻史迹的巨大鼓励，也是激励我不忘初心，努力前行的动力。

2016年12月14日的《光明日报》上刊载书香中国系列公益广告，方汉奇教授的照片占据了半个版面。2016年4月23日是第21个世界读书日，《光明日报》次日发表了整版读书日专题内容。上半版是各地读书日活动的文字报道，下半版是书香中国系列公益广告。公益广告的图片中，方汉奇教授站在书架前，旁边是他的题词：“书到用时方恨少！”作为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教授在新闻史教学研究领域奋斗了70余载。方汉奇执着守望新闻事业，辛勤培育新闻人才的精神对我们是一种巨大的号召与鼓励。

参加学术论坛后，我回到九江兴奋得难以入睡。我不停地思考，还能为新闻工作做些什么。我与集报藏书界的师友们交流讨论后，大家赞同我筹建九江藏书协会的想法。

经过两年的筹建，2018年4月22日，恰逢世界读书日前夕，九江市职工藏书协会在九江文化宫成立。

文献典籍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我国现存古代典籍体量巨大，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民间藏书。民间藏书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到当代仍旧有许多藏书家延续了这一文化传统，古籍收藏与鉴定工作在民间也开展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协会的成立团结了广大民间藏书爱好者，挖掘、整理、研究了九江丰富的人文资源，注重保护性传承，对以九江地方文献为主的大量民间藏书，进行打捞、摸底、汇总书目，凝聚成九江文化的新元素，助力作为民族记忆、精神家园的古籍文献在浔城脉脉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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