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人民日报》7版

11月1日，《光明日报》14版头条“中国故事”栏目刊发作家汗漫的作品《在浔阳》，大篇幅讲述了陶渊明、白居易、周敦颐、苏轼、黄庭坚等古代文人墨客与九江的故事，在九江期间留下了众多传世之作。

唐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三月末，他在庐山建成这座“三间两柱、二室四牖”的草堂，对妻子杨氏感叹：“终有这安身之地，可享天年……”

此前的长安，后来下庐山奔赴的苏州、杭州，及至终老辞世的洛阳，都有他绘图、指点、监工后建成的家园。不喜欢旅馆、租屋或衙门一角，就是不喜欢漂泊感、悬空状。贬谪外放于每一地，他都以为是最后归宿，遂以一场场土木工程消解不安。房屋前，一概掘出或大或小的荷塘，诗文里，反复书写荷花与莲香。当然，这些房屋已消逝于岁月风雨，后人苦苦考证、复建，作为名人故居，供游客游览、感叹。

这个人，就是白居易，时年46岁，已经领悟居于人间之不易。

因宰相武元衡在长安街头被政治对手谋杀（元和十年）而为之鸣不平，更因《卖炭翁》《秦中吟》等诗文刺目逆耳已久，白居易成为同僚排斥嫉恨的异端，继元稹等知己被逐出长安后，亦遭贬放，来到江州亦即浔阳（今江西九江）任司马，以闲差领取一份俸禄。衣食无忧，却郁郁不振。在庐山，在这座草堂，他给元稹写信，遂有名篇《与元九书》，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现实主义文学观。对于因持守“新乐府派”写作立场而罹祸，他无怨无悔。那，其实也是孟子、司马迁、杜甫们的立场。

庐山上的这一草堂，由官方在1988年，据白居易《庐山草堂记》所叙景象，重建于原方位。施工中，从地基下，挖掘出据传为白居易书写并刻就的“花径”二字石碑，像献给后世诗人的祝福：去走一条如花路径吧，去爱吧，而美转瞬即逝。千年后，异国诗人里尔克在《秋日》中，也写了“房子”和“道路”：“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道上不停地/徘徊，当着落叶纷飞。”似乎在向一个爱建房子、写信、散步的中国唐代诗人倾诉。

壬寅秋，我与友人张锐锋、冯杰、林那北，相约来九江聚会。提前一日，我坐高铁自上海抵达庐山站，乘出租车，独自先来草堂探访。多年前的青春时代，我曾来庐山潦草一游，着眼于李白望过、写过的瀑布等热闹处，却忽视了白居易的足迹。这一次来访，是补课。

草堂游客寥寥，地上满是落叶。荷塘里，莲蓬枯了，一枝枝高出半绿半黄的荷叶之上，似匠人以铜打制而成，犹如士子之嶙峋瘦骨。白居易雕像立在荷塘边，看见我也一声不吭。我不是他牵挂眷恋的元稹、刘禹锡，天气也不是即将落雪的傍晚，红泥火炉，对饮热酒，这种可能性就基本没有了。

草堂三间，素朴简洁，不可逾越长安规定的官员礼制。周围，曾有遗爱寺，白居易屡屡去寺中访问，与僧人闲叙、唱和。眼下，寺已无迹可寻，余一佛塔，像穿着一身野草杂树的高僧。鸟叫三两声，如棒喝或偈语，我缺乏悟性，听不懂其中深意。香炉峰抬眼可见。那峰顶，自初冬至次年春，一层积雪，由厚而渐薄，如白头翁，在初夏返老还童复青葱。再稍远处，是引发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名句灵感的西林寺。

为庐山和浔阳献上最多修辞美感的人，是白居易。李白和苏东坡到此一游，挥笔立就，匆匆离去。白居易在此盘桓了4个年头，留下诗作80余首，文章、书信百余篇。《琵琶行》自不必说。《庐山草堂记》开篇，“匡庐奇秀，甲天下山”一句，被种种关于庐山的游记、广告文案、演讲词、电视风光片解说词反复引用。对天涯沦落者和山水自然，抱持深沉爱意，是一个写作者在汉语中得以“永生”的秘诀。

白居易最痛切的爱，遗留在写于浔阳的《夜雨》中：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

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

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

肠深解不得，无夕不思量。

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

秋天殊未晓，风雨正苍苍。

不学头陀法，前心安可忘。

在夜晚的浔阳江畔，白居易想起早年所爱的女孩，辗转难眠。雨水敲荷叶，淅淅沥沥。他起身，燃烛写诗。白居易感时伤世之作颇多，情诗较少。这些多和少，构成其“诗人”“赤子”“情种”的繁复形象，如庐山苍茫纵横万千重，无法一目了然。

青年时代，白居易爱上少女湘灵。母亲以“两家门户不当”为由，不允。入长安，白居易35岁写出《长恨歌》，其中的山盟海誓，或许也代入了他与湘灵间的炽烈情感。立身成名后，白居易再次请求与湘灵成婚，仍未获允。直到37岁，在母亲的逼迫下，方与名门之女杨氏联姻。乘船来浔阳就职途中，白居易巧遇孤身漂泊的湘灵，两人抱头痛哭。“我梳白发添新恨，君扫青娥减旧容。”擦泪，各奔前程，不复再相见。53岁，他自杭州赴洛阳任职，绕道去初次认识湘灵的宿州，徘徊半日，旧爱前情，如孤鸿不可觅，作《花非花》，感叹“来如春梦几多时”。75岁，埋骨于龙门石窟对岸。于白居易而言，伊河之上翩若惊鸿的女神就是他的湘灵。

在庐山，白居易建造草堂，与遗爱寺为邻，看见寺名就想起湘灵。诗人与寺院，遗落爱，只能将爱重现于修辞——写作或诵经，在韵律与节奏中，缓解那入骨入髓的困顿和惆怅。

在《庐山草堂记》中，白居易写道：草堂里，有儒、道、佛书各两三卷。元和十四年，48岁，别江州，相继赴忠州、杭州两地任刺史。临行前，上山，他在草堂里住了最后一晚。次日晨，将草堂钥匙交遗爱寺僧人，请代为打理，相约再来山中重聚。

我喜欢《庐山草堂记》的结尾：“时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与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南阳张深之、东西二林寺长老凑公、朗、满、晦、坚等凡二十二人，具斋施茶果以落之，因为《草堂记》。”

“南阳”这一地名，参与了白居易的叙述和命运。我是南阳人，与白居易有话可谈。这样想着，忽觉白居易在荷塘边那尊石像里，对我笑了笑，各自都减却了一丝孤单。

在陶渊明墓园，我们没看见这位田园诗人所热爱的菊花。菊花开放时节已过去。墓边，柳树种了不止5棵。这里甚至还有条“柳巷”，人们以中文、韩文、日文、英文4种文字标于路牌，彰显了陶渊明在世界的影响力。眼下，柳树萧索，毕竟已霜降。即便江南，气温也正日日下跌，如暮境里的人，“感吾生之行休”。

白居易初来江州，四处寻访陶渊明遗迹。不见其故居，怅然若失。田园与农事依旧，云行鸟飞依旧，树木欣欣泉水潺潺依旧，南边那一座庐山青苍依旧，“觉今是而昨非”“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之人生喟叹依旧。

正是在陶渊明种豆除草的田园里、在草绿花红的墓园前，白居易动念，要去庐山上构建草庐以度残年。他寻找自己的桃花源，尽管桃花源也许只存在于理想中、修辞里。他去大林寺看桃花，得诗一首：“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似有顿悟：山寺一朵桃花，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人的桃花源，抵御孤寒和凋败。

当然，眼下，壬寅秋风里，桃花不可见。

来墓园拜谒前，几位友人去一个村落，探访桃花源的原型——放弃寻找桃花源，转而寻找其原型，表明我们是理智的人。如此，离桃花源更远了，也就更近了？据说，正是在深山峡谷间的这一村落，陶渊明获得了写《桃花源记》的灵感。

我们乘汽车穿过蜿蜒山路，而非乘小舟穿过极其狭窄的洞口。周遭峰岭逶迤，草木苍郁。下车后，遇到的村民都捏着手机，迅即而全面地把握时代和世界。他们推介民宿，赞美庐山云雾茶：“先生们待几天，看山喝茶，就能确认这里是桃花源的原型了。”我们和他们都笑了。各自买几包云雾茶，像买了几团云雾。回到天南地北各自的书房，端起茶杯，闻着袅袅浮动的茶香，就是置身桃花源。

陶渊明墓地前，有一方池塘。水干涸，满塘莲蓬枯萎，与白居易庐山草堂前池塘里的莲蓬一般情状。莲藕在塘泥深沉处，隐忍蓄力，待来年春夏雨水滋润，生发新一轮荷叶、花朵、蜻蜓、莲蓬。

白居易去世两百余年后，北宋的周敦颐任职赣南，在庐山建濂溪书院，培养济世经邦之才。这一时期，朝廷危机重重，汴河浑浊怒云飞，仁人志士何处去？“彰显与隐逸”“介入与自守”“担负与放下”，这些困扰中国士子的古老疑难，需要每一代知识者做出选择。下庐山，周敦颐在陶渊明墓前徘徊、求解。大约也面对此荷塘，他有所思，写成《爱莲说》，张扬一种与“归隐”相反的主题：君子自强不息，绝不以种种后退与逃避，把世界谦让给权奸与佞臣。在孟子所言“可以止则止”外，周敦颐更倡导与此紧密并列的另一句——“可以仕则仕”，以振拔凌厉之姿态革故鼎新。在这一名篇里，周敦颐以不蔓不枝、中通外直的莲象征君子，用清洁的精神去救赎一个时代。

《爱莲说》开篇即作断语：“晋陶渊明独爱菊。”复言：“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将菊花与莲这两种意象进行对照，以区别隐逸者与君子，这是周敦颐文章破题、立旨和自洽的需要。但陶渊明或周敦颐都明白：菊花与莲，乃至人间万般草木，并无不同，均可象征隐逸者与君子，故有“草木之人”一说。隐逸者与君子，并非别如云泥，实融通无碍。“止”以独善其身，“仕”则兼济天下。

陶渊明面对“折腰之可能性”，回归田园，并未去做一个消极避世的高人，而转型为除草种豆、心系桑麻的劳作者——“人生充满劳绩，但仍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荷尔德林这句诗，似乎在致敬陶渊明。

陶渊明非独爱菊花，像农夫，爱所有植物、农作物和节气，并无分别心、厚薄意。“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这些诗句证明，陶渊明对田园的情意无边无际。陶渊明当然也爱莲：“昔为三春蕖，今作秋莲房。”或许出于创作《爱莲说》的目的，周敦颐选择暂时忽略了陶渊明对莲的喜爱。

白居易、周敦颐之后，苏轼出现在浔阳江边。在庐山上横看侧看一番，下山，访陶渊明墓和田园。因“乌台诗案”，他此时被贬放于长江对岸的黄州。之后，愈贬愈远，自惠州再至儋州。每感体弱神散，埋头读陶渊明。读一首就停下，回味半日，“唯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途中，持续作《和陶诗》系列。数年间得诗100余首，以相同的题材、形制、韵脚，追步陶渊明。“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是苏轼作文之心得，正来自陶渊明立身之秘诀，并成为历代士子理想中的自我形象。一代代得意、失意者，以浔阳江边的这一个归来者，作为标尺和热茶，校正自我，慰藉身心。

我们这一行人看荷塘，各自得意失意否？多想成为陶渊明、白居易、周敦颐、苏轼的同代人，向他们求教。我迈进已干涸的荷塘，采来数枝莲蓬赠友人。太原人张锐锋一手持莲蓬，另一手握烟斗，小规模的烟缕像雾气，笼罩于核桃木制成的“小荷塘”。福州人林那北，手举莲蓬，在荷塘边走来走去，让我拍照：“背影大师，快拍！”我手举相机：“你背对我，才能面对陶渊明。”郑州人冯杰，是诗人也是画家，承诺画两枝莲蓬送我，一枝青莲蓬，一枝枯莲蓬。

我们各自手举莲蓬，出陶渊明墓园。路上行客，投来诧异目光，像看见几个在莲蓬头下淋浴的人——在光天化日下清洗自我。一个人，如何能容得下一丝污浊？我要把这一枝枯莲蓬带回上海，插进花瓶，一抬头就看见陶渊明、南山和田园，多好。我的文字也渐渐被感染，与莲子没了区别，多好。

壬寅秋，几个异乡人游荡于南山下，陶渊明若凌空目睹，应该高兴地打一声招呼：“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

经张锐锋提议，我们把餐桌周边的大椅子换成小凳子，使原本分开两桌的友人，肩并肩挤坐一张桌子旁。桌面，摆满烤羊肉串、烤藕片、烤鸡爪、串烤韭菜、香辣鸭头、铜锅羊蝎子、皮蛋拌豆腐、啤酒、米酒、白酒……

这是临别前的夜晚，次日，我们将离开浔阳。

作家李晓君和江子，自南昌奔来，把我们从旅馆唤出，来到浔阳江边的烧烤店，聚饮，像古人送别，送一程再送一程。晓君儒雅，感叹：“浔阳江头夜送客啊……”江子高大，接着念：“枫叶荻花秋瑟瑟啊。”像逗哏与捧哏。大家都笑了。晓君与江子曾是同学，如今在南昌的同一院落共事，情感与默契度非同寻常。

我想起了白居易和刘禹锡在扬州初相见的夜宴，一人赠诗“沉舟侧畔千帆过”，另一人回赠“举眼风光长寂寞”。可见，一次杰出的相遇是多么重要，一个杰出的夜晚，对于中国修辞之美多么重要。

本文试图以“浔阳”指代“江州”或“九江”，唯因《琵琶行》开篇夺人眼目、深获我心：“浔阳江头夜送客……”

司马迁在《史记》中叙述此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他大概是第一个来九江、登庐山的文人。关于这壮美江山的叙写与抒情，还需要耐心等待陶渊明、李白和苏轼们，次第出现。

当白居易在秋夜骑马送客至江边，“浔阳”一词的意蕴，开始浓重于“九江”。因为，我们都是白居易，都是白居易所送的无名客人，都是怀抱琵琶的女子，“同是天涯沦落人”“别有幽愁暗恨生”。

壬寅秋，这一次烧烤店聚会，对桌旁诸位友人来说，是难忘一夜。我们虽然缺乏前贤之境界，但处于浔阳江头，内心必有变化：虎变化、豹变化、龙变化、鱼变化或莲变化……各自文章，必平添几分壮美或奇丽。

几天来，我在浔阳街头游荡，见到许多烧烤店的标牌。此地气候潮湿，辣椒和姜，责任重大，贯穿一日三餐，在肠胃肺腑肝胆中焕发热力。“白居易写我们江西人，‘呕哑嘲哳难为听’，让人郁闷！”江子喝酒后脸红着，像辣椒，“我声音是难听，大概吃辣椒辣坏了嗓子。我年轻时很帅的呀！现在嘛，头发略单薄而已，喝酒驱寒的缘故吧。”大家笑他自恋。晓君细语：“要感谢白居易，没有《琵琶行》，浔阳江哪有这么大名气，让朋友们跑过来找琵琶女。”大家起身，为白居易干一杯酒，为琵琶女干一杯酒。

我们的确去了浔阳江边，寻找白居易和琵琶女，无果。江面上，没有茫茫江水浸润的那一轮月亮，没有东船西舫、添酒回灯，没有“大珠小珠落玉盘”。

岸边有琵琶亭，纪念天涯沦落人和琵琶。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王阳明等士子，携带各自的才华和困厄，来琵琶亭站一站、想一想，对于异代知音不能“移船相近邀相见”，只得长叹大醉一番，顺水或逆流而去。尤其是黄庭坚，遭贬谪死于宜州3年后，尸骨由亲朋护送回修水入土，终于摆脱迁客身份，成为这浔阳江的永恒主人。

江边，浔阳楼依旧在。当年这里是餐馆，白居易走进去、喝酒、写诗。我登楼，无跑堂高声接待，无食客、餐桌，无灶火、醋味、油烟气，楼梯与窗棂过于堂皇。历史上屡废屡建，而今这一座新版浔阳楼，像药引，仅仅负责引发出贯通今古的药力，帮助登楼人克服孤绝感。墙上，有宋江大醉后挥笔题写的一首诗。《水浒传》中相关故事，成为这座楼吸引游客的热点。虚构的人物和事件，同样有能力阐释时代，类似于梦境里的美人或亡父，能够完善一个夜晚。在元末明初的纷乱时光里，施耐庵也许曾来过浔阳楼，想一想白居易和琵琶女，下楼，写作，把愤懑嫁接到一群北宋人物身上。

现在，烧烤店内，一盏铁灰色外罩的吊灯，圆圆的，低垂于餐桌上方，像美国诗人史蒂文斯笔下田纳西峰顶的那一只坛子，让周围的事物和思想，朝它聚集。当我起身，向友人敬酒、说深情的话，彼此的脸，因灯罩遮挡变暗了。坐下，彼此的脸，又亮起来。

“浔阳江头夜送客”，乃至人间种种送别，选择夜晚，实因夜色可遮掩伤感。万不得已在白昼分别，最好是淡淡阴云天，可稍微隐匿一丝内心波澜。故陶渊明作《停云》，序言曰：“停云，思亲友也。”那是故乡的云，因思念，久久停留在浔阳江上、庐山下、田园里，小风吹不动，大风也吹不动。

“愿言怀人，舟车靡从。”浔阳江边这次聚会，数位友人因故爽约。“愿言不获，抱恨如何！”晓君与江子深夜来送别，尤其动人。“安得促席，说彼平生。”说吧，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似乎，陶渊明就坐在我们身旁，喝酒甚至弹琴。他那张琴，无琴弦，双手悬于琴身上空，如停云。“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我所思念的古人今人，又有几多？

（作者：汗漫，系诗人、散文家，著有《水之书》《一卷星辰》《漫游的灯盏》《纸上还乡》等）

万里长江，浩荡奔涌。步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岸下一江碧水，岸上景城人共融”的美好画面映入眼帘。

为打造百里长江“最美岸线”，近年来，江西省九江市统筹推进长江岸线系统治理、科学保护和综合利用，而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驻点跟踪研究的不断助力，让突出水环境问题得到精准解决。

入河排污口是污染物经过城市排水管网进入河流的最后一道闸口，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管网系统里“寻”到污染物的源头并实施有效防控，一直是当地生态环境部门难啃的“硬骨头”。

为此，九江市驻点工作组开展了长江沿线及鄱阳湖典型区域1152个排口的溯源工作。通过拉网式现场排查、科技物探及污染源与雨污管网叠图分析等手段，结合水质监测，溯清了各排污口污染物的源头，形成了排污口信息台账，提出了权责清晰、监管到位、管理规范的“一口一策”整治方案和规范化整治技术指南。

“驻点工作组帮我们解决了‘心头之患’。”九江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9月，长江九江段排污口整治率已达96%，水质明显提升。

过去，受航运迅速发展、渔业过度捕捞及围垦等影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江豚的重要栖息地——鄱阳湖生境受到破坏，江豚数量急剧减少。

九江市驻点工作组和九江市生态环境局以改善鄱阳湖水环境质量为切入点，深入推进入湖排污口整治和环湖工业源精细化管控。

“驻点工作组深入剖析总磷污染成因，系统打造了农业种植、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和农村生活等四大入湖磷污染源的综合治理方案。九江市据此组织实施农业源治理、截污管网建设和水生态修复工程，为江豚种群的保护与恢复创造了条件。”九江市驻点工作组负责人、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首席研究员陈帆告诉记者。

“确保鄱阳湖‘一湖清水入江、一江清水东流’是我们省驻点跟踪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江西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与规划院党委书记、院长刘足根介绍，江西省驻点工作组坚持需求牵引，以地方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有序推进鄱阳湖区水生态调查与评估，精准解决鄱阳湖区突出水环境问题。

两期累计派出科研人员379人次、实地调研75次，撰写《江西省鄱阳湖流域总磷污染防治条例》《江西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要求（试行）》《鄱阳湖“一断面一策”治理方案》等支撑性文件方案，形成排污口合流制管网溢流污染防控、同位硝化反硝化滤床等关键技术……在包括驻点工作组等多方共同努力下，鄱阳湖的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作为评估长江生态系统状况的重要指示物种，如今，越来越多的江豚逐浪嬉戏，种群数量实现历史性转折。这也反映出长江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向好。“江豚吹浪立，沙鸟得鱼闲”的美景跃动在长江大保护的绿色画卷中。

11月3日，《人民日报》7版图文稿件《一刀破千竹 巧手现匠心（传承）》，单条报道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瑞昌竹编代表性传承人田先敏苦心钻研和传承保护竹编制作技艺的故事。

走进江西九江瑞昌市，峰峦叠嶂间，一丛丛毛竹林修长挺拔。瑞昌竹林面积广袤，滋养了无数的竹编艺人。

“我15岁开始学艺，现在做竹编58年了。”73岁的田先敏（上图，金明 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竹编代表性传承人，只见他举起篾刀，对准毛竹，“刺啦”一声，竹竿就被一分为二。青青的毛竹去蔸、去梢后，被均匀地剖成4片、8片、16片……接着劈条、去篾黄、取层、拣篾、刮篾、煮篾，变成柔韧的篾条。

看田先敏编竹，那骨节粗大的手全是巧劲，不同大小篾条放在刮刀上，左手拿竹片压住，右手往后拉，“嗞嗞嗞”刮篾——篾丝细如发丝，韧性十足；篾片宽如手指，薄厚均匀，在巧手中翻飞、穿插、扭转、打结，最终成为精巧美观又实用的工艺品。“当年我娘问我想做什么，我说做篾匠。娘说做篾匠苦啊，我说我不怕苦。”

凭借精湛的竹编技艺和对竹编工艺的热爱，20世纪80年代初，田先敏便成立了南义竹编工艺厂。2002年，因大环境的改变，工厂遭遇困境，面临倒闭。

这一年，田先敏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广交会，在朋友的展位上展示了自己的竹编样品。一家英国公司看中了他的样品，在现场翻译的帮助下，当即下了3万元订单。“这就算是找到了一条新出路。”此后他年年参加广交会，与许多国家的客商建立了联系，成功将传统的竹编工艺打入国际市场

“这是竹篱笆，出口意大利；这是竹火炬，销往马来西亚。”田先敏说。南义竹编工艺厂外，工人们正在把一件件产品装进集装箱里，生产车间里，一箱箱的产品正整装待发。

“传统手艺易学难精，愿意来做竹编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田先敏便将竹编技艺传授给厂里职工，人数多达100人。南义竹编工艺厂与瑞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共同举办残疾人免费竹编培训班，为残疾人辅导竹编制作技术，培训残疾人60多名。

“我16岁就拜老师为师，做竹编有40年了。”徒弟雷保红回忆起老师田先敏当年的认真和细致，仍然自愧不如，“做竹编全靠手工，几个小时，年轻人腰都直不起来，可师傅一坐就是一天。”

走进雷保红的工作室，记者看到了不一样的竹编工艺品，这些年，在田先敏的带领下，雷保红创作的青花瓶、孔雀、鸭子等竹制品多次入选全国、省级工艺美术精品展。如今，南义竹编工艺厂作为九江学院艺术学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教学基地，每年都要迎来不少大学生。在众多的徒弟中，雷保红已被评为瑞昌竹编省级非遗传承人，还有4个徒弟是市级传承人。他们也像田先敏一样，走进校园，开展竹编技术讲学，共同推动非遗文化代代相传。

从最初的斗笠、丝箩逐渐变成花钵、礼盒、篱笆……如今，南义竹编工艺厂制作的上百种竹编工艺品和园林产品远销意大利、英国、法国等数十个国家，年出口产值超过300万元。“传统的东西好，但一定要找到传统与市场的结合点，才能让民间艺术有生命力，发扬光大。”田先敏说。